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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主席“五七指示”(全文)2018-5-7 9:14:01

毛主席“五七指示”(全文)  林彪同志:     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,收到了,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。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,请他们召集军、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,以其意见上告军委,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,再向全军做出适当的指示。请你酌定。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,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,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,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,除打仗以外,还可做各种工作,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,各个抗日根据地,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?这个大学校,学政治、学军事、学文化。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。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,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,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,四清完了,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以做,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。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。这样,军学、军农、军工、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。但要调配适当,要有主有从,农、工、民三项,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,不能同时都兼起来。这样,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。        同样,工人也是这样,以工为主,也要兼学军事、政治、文化、也要搞四清,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。在有条件的地方,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,例如大庆油田那样。      农民以农为主(包括林、牧、副、渔),也要兼学军事、政治、文化,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,也要批判资产阶级。      学生也是这样,以学为主,兼学别样,即不但学文,也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。学制要缩短,教育要革命,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,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。        商业、服务行业、党政机关工作人员,凡有条件的,也要这样做。        以上所说,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、创造发明、多年以来,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,不过还没有普及。至于军队,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,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毛泽东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
===   对“五七”干校,年龄稍大一点的人都不陌生。它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产物,是“改造”干部的场所。那么,“五七”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,又是怎么结束的?对此,许多人就不一定了解。
  毛泽东有一个良好的愿望,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劳动形式    自从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、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,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,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。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,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,他们高高在上,脱离人民。不光如此,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。在苏联,党员、干部,要由干部子女来当,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、干部。他还看到,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、脱离劳动的现象。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,搞特殊化。他们穿得干干净净,吃得好,还看不起工人、农民,对工人、农民搞瞎指挥,甚至打骂群众。经过观察和思考后,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:干部搞特殊化,脱离劳动,脱离人民,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。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,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,通过劳动,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。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。      一个批语是1963年5月9日,毛泽东对《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》写的批语。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:“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,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,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、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,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保证,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,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。”        另一个批语是1964年12月12日写的。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:“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、小组搞‘三同’(指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——笔者注),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,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,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。不学会技术,长期当外行,管理也搞不好。以其昏昏,使人昭昭,是不行的。”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,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。这些人是斗争对象、革命对象,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。”   此外,毛泽东在1964年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提问时说:“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,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。”他所说的具体措施中,很关键的,就是干部参加劳动。可见,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——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。但是,在当时,毛泽东还没有找到一个将干部统一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的好形式。    林彪寄来的一份报告,引出了毛泽东着名的“五七指示”    1966年初,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。此时,他认为,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,而落入了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的手里。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,中央有,省里有,地区一级有,县一级有,公社一级有,甚至生产大队、生产小队一级也有。而且,从面上看,工厂、机关、学校、部队里面,都有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   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,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,更加感到迫切了。可是,他看到,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,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,可以说,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。许多地方流于形式,走过场。那么,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?   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,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了一份报告。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。这份报告说,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,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,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:(一)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;(二)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;(三)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;(四)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;(五)边疆部队搞生产,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、建设国防结合起来,具有特殊意义。我们总的想法是: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,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,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。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。   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,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。但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思路,却不限于军队生产的范围。他考虑得更深更远。他由军队搞生产,联想到办一种“大学校”的问题。这种“大学校”,各行各业都要办。在“大学校”里,可以学政治,学军事,学文化,又能从事生产,由此形成一个体系。这个体系,正好与他1958年所设想的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。    基于这一考虑,毛泽东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。信全文如下: 林彪同志:   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,收到了,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。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,请他们召集军、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,以其意见上告军委,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,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。请你酌定。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,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,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,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,除打仗以外,还可做各种工作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,各个抗日根据地,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?这个大学校,学政治,学军事,学文化。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。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,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,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“四清”运动;“四清”完了,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,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。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。这样,军学、军农、军工、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。但要调配适当,要有主有从,农、工、民三项,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,不能同时都兼起来。这样,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。   同样,工人也是这样,以工为主,也要兼学军事、政治、文化,也要搞“四清”,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。在有条件的地方,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,例如大庆油田那样。   农民以农为主(包括林、牧、副、渔)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