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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翻地覆六十年(孟凡生回忆录40)外祖父家的基本状况2018-10-26 19:20:10

天翻地覆六十年(孟凡生回忆录40)
第三章  我家的身世
第十节  外祖父家的基本情况
蓟县人通常称呼母亲的娘家为“姥家”,称母亲的父亲(外祖父)为“姥爷”,称呼母亲的母亲(外祖母)为“姥姥”,对母亲的叔叔和大伯则依照其在弟兄中的年龄排序,分别称呼为大姥爷、二姥爷、三姥爷等,对母亲的婶婶和伯母则以其丈夫的排序分别称呼为大姥姥、二姥姥、三姥姥等。
我母亲刘凤霞的娘家是蓟县洇溜乡王庄子(后改名富王庄),位于县城西南,距城里八华里(四公里),东侧和北侧与城关镇的何庄、辛庄子、西大屯等村接壤。这个庄不大,1980年“散社”前只有二个生产队,六七十户人家,三四百口人。耕地的土质较好,粮食的产量比较高,社员们的生活比较富裕,所以那年代才改名“富王庄”。2012年,这个村被列入蓟县新城规划的范围之内,全村农户先后拆迁,搬进新区住楼房,这个村和附近的城关镇的几个村庄一样,都逐渐消失了。
(一)外祖父家族的传承情况
别看我姥家这个村的名字叫王庄子,其实全村只有刘、张两大姓氏,没有其他姓氏。据说早年是姓王的人家在这里开辟的村址,刘、张二姓是后来置买的王姓人家的财产,逐渐发展起来的,而王姓人家不发旺,男丁人口渐少,后来没有传人了。
其实,刘张两姓人到这里落户的时间也不太长远,老刘家到我外祖父那辈才是第三代。我外祖父的爷爷是自己到王庄子来的,在这里娶妻生子。到外祖父的父亲那辈是亲哥四个,这就形成了刘姓家族的“四大门”。到我外祖父这辈的堂兄弟们是哥九个,他们的弟兄排行是统一的。到第四代——也就是我舅舅这辈,同一个曾祖父的弟兄二十多人了(各代的女孩子未计算在内),虽然弟兄们还没出“五服”,但是这“四大门”已经单独排行了。小时候我随母亲住姥家时,见到大人就要打招呼,让我称呼为“大姥姥”、“二姥姥”、“三姥姥”的都有,但没有重复的称谓。可是,我舅舅那辈人中就有重复的称谓了。如我称“大舅”的就有三个,刘瑞、刘真和刘功,其中刘瑞是我母亲的亲哥哥,刘真和刘功都称我母亲为“二姐”。不记得刘真是哪位姥姥的儿子了,只记得我称刘功的母亲为四姥姥。到了第五代——也就是我的表兄表弟这一辈,人口就更多了,不细算谁也说不准了。
我姥爷是“大门”的,他们这门只有弟兄两个,包括我姥爷刘尚达(在哥九个中排行第五)和老姥爷刘尚丛(1912——1992年,在哥九个排行中为第九)。
我姥爷刘尚达,生于1888年,病故于1946年,享年59虚岁。我姥姥刘康氏(城南马圈头村娘家)生于1889年,病故于1942年,享年54虚岁。
我姥爷姥姥结婚后,于1905年生我大舅刘瑞,(富王庄村农民,生于1905年,病故于1980年,享年76虚岁);1909年生我大姨(少年病故,无大名);1913年生我二舅刘荣(富王庄村农民,生于1913年,病故于1993年,享年81虚岁);1924年生我母亲(蓟县城内西北隅村农民,解放后取名刘凤霞,生于1924年,病故于1977年,享年54虚岁);1927年生我老姨(蓟县官庄乡西后子峪村农民,解放后取名刘素珍,生于1927年,病故于2013年,享年87虚岁);1930年生我老舅刘增(1930年至今,北京市离休干部)。
我大舅刘瑞只有一个儿子刘文良(1933——2003),刘文良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。
我二舅刘荣有五个女儿、一个儿子刘文栋(1951——今),刘文栋有二个儿子。
我老舅刘增有五个女儿。
在旧中国医疗事业不发达,平时不讲检查身体,得病后只能请中医把脉、扎针、拔罐、或者熬草药汤子喝。有些慢性病请中医治疗还可以,遇到急病中药就不如西药效果好了。加上人们生活水平不高,缺乏保健食品,许多人营养不良,所以寿命都比较短,尤其是男性因体力劳动强度大,寿命更短。我小时候住姥家时,我姥姥那辈的九个“姥姥”中,被称为“大姥姥”、“二姥姥”“四姥姥”及“老姥姥”等多数的姥姥都健在。可九个姥爷中只剩三姥爷刘尚庸和老姥爷刘尚丛了,刘尚丛病故于1990年,是他们那辈人中离世晚的。
我的舅舅和妗子们那代人都赶上了新社会,生活比以前提高了,寿命也延长了,其中我二妗子享年88岁,比我姥姥他们那辈人要幸福多了。
可惜的是,还没等我出生,我的姥姥和姥爷就已辞世,这也是我的一大遗憾。小时候听母亲说,我姥姥就是在54岁那年(1942年)因为得了急性痢疾,大概是肠胃急性发炎,肠子拧个儿,肚子疼的厉害,一天拉许多次稀屎,后来就拉绿水,吃了中药也没管事,不几天就折腾死了。我姥爷平时身体挺好,没感觉有什么病。59岁那年(1946年)秋天,一天上午步行到蓟县城里赶集,下午一点多才回到家里。在家吃些锅里温着的留给他的午饭,又去村西场里看人家摔花生,还吃了点生花生。大约下午四点回到家里,拿起笤帚打扫院子,刚扫了一半,就突然摔倒在地,紧咬牙关,停止了呼吸。他的妹妹,也就是我母亲的姑姑当时正在屋里做针线活,听见院里噗咚一声,立即下炕,到院里把他扶起来坐在地上,“大哥咋啦?”“大哥醒醒”的怎么呼唤也没有反应。现在看来,我姥爷大概是因急性心肌梗塞而猝死的,如果平时能够做心电图检测,查出有冠心病的症状,及时治疗和预防,也许不至于突然死亡。我姥姥患的急性痢疾,现在根本不算什么大病,注射点氰链霉素或是吃些合霉素、氟哌酸之类的抗生素药物就行了,根本死不了人。
(二)外祖父家的经济生活状况
我姥爷和我的三个舅舅小时候都没念过书,我母亲她们姐妹三个都是从小学习做针线做家务,自然更没上过学了,全家人都不识字。我大舅刘瑞、二舅刘荣从小就在家里务农,一辈子没离开庄稼地,我老舅刘增也是从小务农,1947年参加解放军后在部队学文化,才算个识字的人。我姥爷姥姥和大舅二舅大妗二妗,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,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民。
在小农经济时代的旧中国,农户们之间的经济差距是随时产生的。
我姥爷的祖父在世时,家境一般,靠耕种土地自给自足,相当于中农的样子。
到我姥爷的父亲那辈,四个同胞兄弟,分家单过时,分得的家产是一样的,房子和土地都是一般多,也都可以自给自足。
但是到我姥爷那辈,一爷之孙的堂兄弟哥九个就不一样了,出现了贫富差别和两极分化。
我姥爷在世时,与堂弟刘尚庸合住在一个三进(三层正房)的四合院,也就是纵深型大宅院里,前面的一层四破五正房是刘尚庸家的,后面的前后两层四破五的正房,是我姥爷家的,每层正房的前面,还有东西配房,都是普通的砖瓦房,院子外边有“场”(打轧晾晒庄稼用的空白地),有猪圈和碾棚(两间敞篷厢房,里面有碾子和磨)。家里养着两三头猪和十几只下蛋的母鸡,但是没有牛驴等耕畜。村边有块菜地,还有十几亩土地,种植小麦、玉米、高粱和豆类作物。那时没有科学种田,土地产量低,平均一亩地产二百多斤粮食,除去交公粮尚可够自家食用,没有多少余粮可卖。庄稼秸秆主要用来烧火做饭,一部分作物的枝叶可以作饲料喂猪喂鸡。菜地种的菜地里的蔬菜主要为自家吃,春夏秋三季吃小葱、韭菜、菠菜、黄瓜、豆角、茄子、南瓜、冬瓜、角瓜等季节性蔬菜,冬季只能吃秋后储备的萝卜和大白菜了。当然也有的人家把黄瓜、豆角、茄子等腌制起来或用水煮半熟后晾晒成干菜,留着冬春季节食用。总的看那年代既没有暖棚蔬菜,也没有冷藏蔬菜,北方冬季和初春的新鲜蔬菜品种是比较单调的。
我姥爷家和许多小农家庭一样,除了烧柴、吃粮食和蔬菜不用花钱买,作衣作鞋用布料,平时做饭需要的油盐酱醋等调料,过年过节吃的猪肉、鱼虾等,也需要花钱购买。家里的现金收入主要是卖猪卖鸡蛋,因为过去没有专门的养猪场和养鸡场,市场上的猪肉和鸡蛋都来自农民家。那时农户养猪不为自家宰杀吃肉,而是卖给屠户,养鸡下蛋部分自家食用(过年过节和来客人及自家人生病时才舍得吃鸡蛋),大部分赶集时卖给城里人食用。虽然每年靠卖猪卖鸡蛋收入的现金并不多,但是那是老百姓穿的衣服鞋袜以及炕上铺盖的被褥都是粗布的(官员、贵族和财主们用绫罗绸缎),价格便宜,而且是新三年、旧三年、缝缝补补又三年,花不了多少钱。那年代农户吃的植物油都是用大豆、花生和芝麻来换,而且油盐酱醋等调料需要的也不多。因为过去农家除了过年过节外,平时不炒菜只熬菜,只放盐不放油或者放很少的“浮油”(不放底油“嵌锅”,只在菜汤表面放一点点植物油),一瓶香油可以吃一年。花椒大料酱油醋等用的也不多,所以也花不了多少钱。
因为过去不讲科学种田,地里的农活也不多,家里的土地由我姥爷、二舅为主耕种,我大舅给本村大伯(我姥爷的堂兄)刘尚礼家扛长活(当长工),每年挣些工钱也可补充家用。所以,土地改革时,我姥家的成分是“贫农”,而被我称为大姥爷的刘尚礼家则定为“地主”。此外,在我姥爷这些“尚字辈”的九大家中,也有的被定为富农、中农和下中农。
小时候常听我母亲讲述她娘家的情况,按照她所谓的传统说法是,老刘家四大门的老哥四个刚分家时,本来的富裕程度是相同的,那几户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家,是头脑聪明,出文化人,是能挣钱会过日子,所以才置买的土地多,盖得房子好。像我姥爷这些混穷了的人家,是没文化没本事,过日子不会算计,只会“土里刨食吃”,除去种庄稼挣不来别的钱,所以才受穷。可是共产党是替穷人撑腰的,土地改革中混阔了的人家倒霉了,穷苦人家乐了。土地改革中被定为地主成分的刘尚礼,就被贫农团的群众乱棍打死了,多余的土地也分给穷人家了。
外祖父他们刘姓家族的传承分化情况,表明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中,优胜劣汰的竞争现象也是存在的。经过三代人的不同治家经历,在同一个曾祖父的弟兄叔侄中,就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社会阶级成员了。
按照我母亲的看法,其实刘尚礼对庄里人也不坏,平时不欺负穷人。我大舅给他家扛活,吃的比在自己家还好。
因为过去当长工都是在东家(雇主家)吃住的,开春(清明节前后)上工,立冬放假(俗称散活)。平日里早晚吃粥就咸菜条,也有些干的,中午吃玉米饼子、小米或高粱米干饭,或炒菜或熬菜,总有热菜吃。在此期间还要吃八大顿,即“过庙”、五月初五端午节、八月十五中秋节,这算三个大节日,要吃大米白面和粉条炖肉,还要有炒菜,也有的东家还给点酒喝。另外有五个小节日,俗称头伏包子二伏面三伏烙饼炒鸡蛋,即头伏那天中午要吃馒头和炒菜;二伏那天中午要吃捞面,肉丁炸酱或鸡蛋打卤;三伏那天中午要吃烙饼炒鸡蛋。立秋添秋膘要吃点肉,立冬吃散伙,也是大米白面粉条炖肉等。在这些节日里,多数农家虽然也要吃大米白面,吃些粉条炖肉或炒鸡蛋,可是往往猪肉少粉条多,鸡蛋少蔬菜多,数量有限,不能管够吃腻。而地主家给长工过节要求是吃肉管够,否则的话,长工到地里干活时暗中糟蹋庄稼,会给东家造成更大的损失。所以,那些有远见的东家,为哄长工高兴,积极干活,在过节时都要显示出大方的样子,让长工吃好吃饱。
而我姥家日子不富裕,平日里早晚光吃粥就咸菜,中午也不是总有热菜,而是咸菜条、葱蘸酱。过节买的肉少,吃不够。所以,我大舅说“扛活”期间吃的比自家好。
从生活水平上看,我姥家虽然也是贫农成分,但是比我们老孟家的日子还要好一些。他们家的土地虽然不算多,但是土质好,旱涝保收,还可以种麦子。打的粮食基本够吃,不用市上买粮食吃。他们家也是粗粮多细粮少,除去过年过节和遇到红白喜事外,日常吃的就是玉米粥、玉米面贴饼子、高粱米、小米干饭、大白菜、小白菜、菠菜、韭菜、豆角大葱等粗粮素菜。
过去的白面、大米、小米都不多,生孩子坐月子的产妇才吃小米粥,有病的人吃点大米粥。平时吃杂豆面的面条汤,病人或者过节时才吃白面的面条汤。平常日子不能吃肉,一来是吃不起,二来是老百姓家庭平常日子吃肉,会被左邻右舍讥笑为“不会过日子”,“馋嘴败家”,被人瞧不起。所以,只有家里遇到红白喜事、过年过节才能吃大米白面,吃肉吃蛋。因此,细算起来,每年吃细粮吃肉吃蛋的天数实在有限。
过去,农村除去结婚、死人所谓的红白事、给新出生的孩子办“十日”或者“满月”,给老年人办“生日”之外,每年还有固定的节日。包括:腊月二十三(俗称小年)祭灶,吃糖瓜(核桃大圆球状的水果糖),中午吃一顿白面和豆面混合面素馅饺子;然后开始烝几大锅玉米面豆馅饽饽,(富裕人家是蒸白面豆沙包)准备正月初六以前吃。腊月二十九(小月的二十八)中午,吃一顿白面素馅饺子;过春节那天中午,大米干饭粉条炖猪肉、再炒几个菜;三十晚上吃饺子(白菜猪肉馅);正月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、和初五的早晨,吃白面肉菜混合馅饺子,中午吃玉米面豆馅饽饽和剩饺子。正月十五元宵节,早晨吃饺子,晚上煮元宵(汤圆)。出正月以后,还有三个大节日。即四月十五“过庙”(也称庙会,和过节一样休息一天吃顿“好饭”。但不同地区,庙会的日期不同,蓟县城里是每年四月十五过五名山庙,而马伸桥是三月十八过龙山庙);五月初五端午节;八月十五中秋节。这三个大节日的中午,都要吃大米干饭,粉条炖肉,再炒点菜,有的也喝酒(过去许多穷人“不会喝白酒”——嫌酒辣没兴趣)。另外,每年还有八个小节日。即二月初二“龙抬头”,要吃顿白面,或蒸馒头或包饺子(富裕人家也吃肉)。还有农村讲究“头伏包子(馒头或菜馅包子)二伏面(面条)三伏烙饼炒鸡蛋”,“立春烙春饼,立夏煮鸡蛋,立秋添秋膘,立冬抗严寒”。这七天的中午也是应该吃白面或者大米饭,富裕些的人家也要吃肉,穷人家炒点鸡蛋,没有肉,酒则是根据嗜好而定。另外立冬这天,扛活的长工放假,财主家给长工“吃散伙”,粉条炖肉要管够。这样一算,普通人家每年在节日里吃大米白面的日子,只有十九天。
虽然我姥家也是每年除去过年过节那十九天可以吃细粮以外,平时没有红白喜事都是吃的粗粮。可是我姥家吃的粗粮基本上是净米净粮,谷糠麸皮都喂鸡喂猪,不像我们老孟家有时连麸子(麦麸子和榆树钱、菠菜等拌在一起炒着吃)高粱壳和谷糠(高粱面、谷子面贴饼子)都吃了。而且,我姥家住的是低档砖瓦房(墙体是砖与土坯混用的),我家住的是茅草房,墙体都是碎砖头堆砌的,所以总的看我姥家比我们孟家还是要富裕些。
(三)外祖父家的社会环境状况
我姥家虽然距离县城并不远,才八里地,但是在旧社会城里城外的社会环境差别却是很大的。从经济环境看,城里的商家店铺多,买什么东西都方便,平时买生肉熟肉,熏鸡香肠,买鱼买虾,请医生看病到药铺买药等都方便。而城外除去邦均、侯家营、马伸桥、别山、上仓、下仓、下营等集镇之外,其他农村里都没有商铺。虽然吃粮食吃菜可以自产自吃,吃鸡蛋、吃活鸡自家也有,但是买鱼卖肉就不方便了。
再有从道路质量看,城里的街道都是用石灰、黄土和碎沙石铺垫碾压的,路基坚硬,没有车辙(铁瓦车压出的深沟),下雨不陷脚(一踩一个脚窝)、不沾泥。我姥爷他们庄的土路是纯粹的泥土路,不仅路面窄,平时路面上还有两道大约十五到二十厘米深的车辙,也就是铁瓦车轧出来的深沟,下雨时以及雨后一段时间内,人走在路面上要沾两脚泥。雨后更长的时间内,车辙里存留积水,赶大车经过时要溅在腿上好多泥点子。
还有从文化教育环境看,城里城外也不同,辛亥革命后,拆了大庙改学堂,。城里的几个村都逐渐的有了国家办的小学校,教师工资由国家负担,学生教的学费和书费都不多,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读书,我父亲和叔叔们小时候都读过几年书。而乡下农村,尤其是比较小的村子,没有国家办的小学校,小孩子要读书必须去较大的村镇,很不方便。所以,乡下的农村许多穷人家的孩子都没上过学,我的三个舅舅在家都没上过学。
另外,从治安环境看,旧中国不仅社会上层军阀混战、兵荒马乱,社会底层的治安情况也不好。明着闹的有占山为王的山贼,打家劫舍的响马,暗中干的有入户盗窃的,拦路抢劫的、绑架勒索(绑票)的。而蓟县县城有高大的城墙保护,城里有警察巡逻,相对比较安全。在农村,为了维护村里的治安,各村普遍建立了“连庄会”组织,类似后来的民兵组织。由各村按照土地亩数摊钱买**,青壮年们为连庄会员,根据村子大小不同,每个村有三五杆步**,十几个或几十个会员,农闲时进行武装训练,每个人都学会使用**支和大刀红缨**等武器。出于防盗防抢防火的需要,平时要排好班次,会员们轮流值班(无偿的义务),步**给值班人轮流使用,夜里要进行守夜巡逻。连庄会的负责人,多数由土地多的财主家的人担任,因为他们摊派费用时出的钱多,按照股份制的规定也应有他们担任“公司董事长”啊,所以,也有人说连庄会组织是地主武装。但是,总的看在维护农村治安方面,连庄会还是有积极作用的。可是,连庄会的作用毕竟有限,而且是管得了村里,管不了村外。日伪时期,有一天我大舅带着几个扛活的在地里干活时,被几个带**的人绑了票,蒙上眼睛带到大道(邦喜公路)北面的一个村,关在地窖里二十多天,每天只给一顿饭吃。结果,因为我姥爷家里穷,拿不出钱来,还是东家刘尚礼花了一二百块大洋钱给赎回来了。其实对方就是冲财主来的,因为长工是在东家吃住的,绑走他家长工,东家就得负责花钱赎人。
另外,在日伪时期,蓟县城里城外的政治环境也不一样。从1935年中日两国签订“何梅协定”,河北省东部从抚宁、卢龙到密云、昌平一线的22个县成立“防共自治政府”,国民党的军队和县党部全部撤走,这22个县实际上变成了日本人的殖民地,蓟县也在其中。从这之后,国共两党都在暗地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,发展抗日武装力量。193777日“卢沟桥事变”后,冀东地区的抗日运动达到了高潮,当时的口号是: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,要有钱的出钱,有**的出**,有人的出人,组织起来打日本。于是,各村的连庄会就被发动起来,成为组建抗日武装的主要兵员。1938年冀东地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大暴动,建立了抗日政权,从此以后,蓟县就成了游击区。
游击区的特点是,县城和较大的村镇,有日伪军占领,被日伪政府称为“治安模范区”,区域内的老百姓被称为“良民”,过着社会治安相对稳定的日子。而在广大农村则是抗日武装力量和日伪军双方都活动的地方,这些村里的干部(村长)需要两面应付。明着要为日伪军收公粮,暗中还要给八路军交公粮。日伪军为了消灭抗日力量,经常出动兵力到抗日队伍活动的边远村庄去“讨伐”,许多关于日军伪军烧杀抢掠,强奸妇女的暴行、惨案,都是在“讨伐”中发生的。所以,每当得到“讨伐队”要来的消息,游击区村里的老百姓就吓得往村外跑,俗称“跑反”,尤其是青壮年跑的更快。所以,乡下农村里的老百姓过着提心吊胆、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怖生活。
我姥家王庄子虽然离县城只有八里地,可也是抗日武装力量经常出没的地方。我外祖父刘尚达曾经是“连庄会”会员,他也参加了1938年的抗日大暴动,成了一名“便衣队”(蓟县参加暴动的抗日部队,因没有军装被老百姓称为便衣队)员,在撤退去北京西面的太行山区途中,部队被日军打散,我外祖父就跑回家来了。我母亲年轻的时候,也接触过抗日政府的妇女干部,学会了好几首抗日救亡歌曲(我小的时候她经常唱给我听,如有一首唱道:八路军好八路军强,八路军打仗为老乡。中华好儿女呀快快扛起**,团结起来一起打东洋。),还说那些女干部曾经动员她剪掉“小纂”参加抗日政府的工作。可那时她已经结婚了,不愿落下背弃婆家跟人“跑了”的“坏名声”,没有去参加抗日工作。
据说“闹日本”时,我姥家他们庄也曾经经常“跑反”,尤其是妇女和年轻的小伙子们都吓得跑。有时来不及跑就躲藏在自家屋子的顶棚内,那时多数家庭的房子都是堂屋(外间屋,厨房兼过道)不吊顶,里间屋(卧室兼客厅)吊泥顶棚,年轻人可以登着梯子从堂屋的“山花子”(蓟县人对房柁架中的缝隙俗称)钻进顶棚内趴着或躺着,外人一般想不到这里能藏人。小时候听我母亲说,“闹日本”“跑反”时,又一次我大舅刘瑞,来不及跑出村去了,就曾经在自家顶棚里躲藏过。那时妇女“跑反”是怕受侮辱,小伙子“跑反”是怕被抓兵(强征当伪军)。青壮年男女都跑了,剩下老的小的被集中到大场听训话,意思是要当良民,别为八路军办事,八路军来了要报告等。同时还要为日本兵烧水洗澡,日本兵就利用老百姓家里的水缸,当做浴缸。让老百姓在家里用大锅烧热水,烧开后用水桶挑来,倒在缸里,兑好凉水,轮流洗澡。北方的农民没有在浴缸或浴盆里洗澡的习惯,用老百姓盛饮用水的缸当浴缸,老百姓当然不满意,可是也不敢表示反对。也可能是因为村子小,距离城里又不远的原因,他们村的老百姓虽然也“跑反”,却没有出现被日伪军烧杀强暴的惨案。
战争结束后,随着蓟县县城城墙的拆除,城里城外的界限逐渐取消,我姥家村庄里的生活环境也起了变化,和城里村子的差距越来越小。
在计划经济年代,国家号召科学种田,粮食产量逐渐提高,我姥家他们村土质较好,是余粮村,每年人均粮食420斤(不是平均分粮食,而是按照人口和工分的比例,适量分配),其中四分之一是小麦(夏粮:7—9月份三个月都是小麦),秋粮大部分是玉米高粱谷子豆子,也有少量的稻谷,人们食用大米白面的日子达到一百多天,比旧社会多吃了许多天。这时期虽然不能说吃得好,但也可以吃得饱。尽管那时的生活水平还不能使大家心满意足,可是对多数贫下中农家庭来说,还是比旧社会要好得多,所以大家还是拥护共产党,热爱毛主席。
改革开放后,随着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,小麦、水稻产量也大幅度提高,地里产的小麦就够吃了,还可以用玉米换大米,很少有人再吃粗粮了。而且许多人在农闲时也都经商打工跑运输,增加了家庭收入,吃鱼吃肉吃鸡蛋已成家常便饭,大家对吃饭穿衣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而且各家电灯电话、彩电冰箱洗衣机,都应有尽有,我表兄刘文良、表弟刘文栋的儿子,也是我的表侄子们都买上了小轿车,赶集上店、走亲访友开着小汽车了。这与我姥爷那代人外出靠步行,我舅舅那代人靠骑自行车,我的表兄表弟那代人骑摩托车相比较,简直是美到天堂上了。所以,大家都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,比过去的地主富农家强多了。
现在,随着新城建设的发展,我姥家他们村子已经消失了,这些城外农村里的农民,也失去了土地,和城里各村的农民一样,虽然还是农业户口,却都无地可耕种,靠非农职业谋生,住进同乐园小区的大楼房,变成城里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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